由于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非常措施通常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同程度地加以限制，多数国家宪法中都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
[7]张春桥在1975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时，也提及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的修改内容，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8]。其实，82宪法从实施之日起，即负担着稳定社会与社会变革与转型之重任，这种改革的重任使其必然具有可变、求变和易变之特征。
[42]具体可参见蔡定剑：《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另，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致力于依法执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合法、便民、诚实、权责统一的政府执政目标的提出。而要依法治国更重要的就是制定一部反映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既考虑当前现实、又考虑发展前景的长期稳定的宪法。[12]包括29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专家学者，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但正如彭真在修改宪法过程中的纲目说[14]，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只能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
（3）对宪法草案及修改内容没有限制。[20]这九大优点是肖蔚云先生受张友渔先生委托，在1983年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宪法学会上的报告，较有权威，故摘录于此。我国以往的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重执法结果轻执法方式、重执法行为轻执法观念的倾向，执法中不重视人权保障，不重视执法的人道方式，刑讯逼供、粗暴执法的情况比比皆是。
既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民主宪政制度趋于严肃和务实。其次，去掉了民主、文明前的限定词高度，表意上更加科学和规范，并与前面的初级阶段对应了起来，其务实和中国特色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公布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迅速深化，经济发展中制约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计划成份进一步弱化，而市场调节则从辅助地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宪法修改还要与宪法解释相结合。
[8]这一修改一方面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之外。从1997年从业人员来看，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6791.2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9.76%。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在我国以往的立法过程中，重公共利益保护轻个人权利保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
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中增加特别行政区，将这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由于所有制理论与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2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1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年第10期。
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日渐深化，改法制为法治的呼声成为理论界和整个社会的主流声音，终于催生了依法治国原则的入宪。从实际内容看，土地管理法既规定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收。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5、7、8、9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年第10期。
其二，在宪法上首次使用私有财产权，提高了私有财产保护的力度，在人权保障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法治原则进入宪法在我国也是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认识过程，从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二、通过宪法修改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宪法以其特殊的功能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变迁进程，通过宪法的修改使得宪法与国家、社会发展之间保持了持续的协调与平衡。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2004年的宪法修改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背景。
三十年来我国宪法修改中合理地把握了本土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原则，诸如私有财产权保障立法、人权保障立法和紧急状态立法等，都广泛吸收了外国同类立法的经验，这也是值得我们以后的宪法修改坚持的经验。[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1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
1999年宪法修正案体现了这一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一，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增加邓小平理论的内容，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指导思想地位，同时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改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增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这次修宪，根据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实际需要，对宪法经济制度的内容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相比力度最大。
所以，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一定是与中国核心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改造与演进相结合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民众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以渐进和稳定的方式进行。宪法规范的根本性和全面性是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宪法就必须如实反映和综合记录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的理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 2002年6月, 我国城镇家庭财产平均每户为22.8万元。[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人权保障入宪以后，促使我国各级各类执法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改进执法过程，社会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20]这一修改使得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大任期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保持一致，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哪些存在设计缺陷，或者名存实亡，或者反而为专制独裁所利用而异化，原因为何，从而致力于设计中国宪政的长效和实效机制。
第1条和第2条有关允许私营经济合法存在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修正案，是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还通过直接规定人权条款的方式，将对人民权利的保障提升到新的境界。
三十年宪法修改的历程，实际上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轨迹，就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证明，也是中国宪法制度不断完善、宪政事业持续进步、宪法作用逐渐增强的真实记录。[2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6、27、29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
宪法修改的务实性，一方面应该体现为总结和确认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并将其上升至国家和社会制度层面完善宪法规范体系。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其基本特征在于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占据统治地位，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生产流通主要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6]2004年对经济制度内容的部分修改，体现了保护私权的精神。由于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非常措施通常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同程度地加以限制，多数国家宪法中都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18]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规定了临时用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用。
从1988年起，我国改变了过去修改一次，重颁一次的传统修宪做法，开始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的个别内容予以修改和完善。在宪法文本主体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将宪法内容的具体修改作为宪法修正案附于宪法正文之后，因此宪法修正案也是宪法规范的有效组成部分。
此外，这次宪法修改在经济体制方面还有一些重要发展：（1）重新确定了国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从过去的计划控制转变为通过经济立法综合调控和提供法律保障。其次，人权入宪有助于改进我国的执法工作。